王家卫的《繁花》就是在拍上海滩
2024-08-21 03:24
当我在看《繁花》这部剧时，不是我不想，而是剧里剧外各种元素时刻在提醒我，让我没法把它当成一部描写90年代上海的作品。
《繁花》爆火后，沙逊这个名字就不得不被人反复提起，正如黄河路火了，本来就是高端代表的和平饭店更是一房难求，而只要了解过和平饭店消费档次的人就会对顶楼的沙逊总统套房印象深刻——在《繁花》之前，这里就是8万8一晚的顶级套房。而和平饭店前身，华懋饭店所属的“沙逊大厦”，由犹太富商沙逊在二十世纪初投资建设。在初期剧情中，满是贵族老钱风的和平饭店和英国套房，爷叔严选的英纺纯羊毛西装加上霓虹林立的黄河路，奠定了这部剧贯穿始终的基本格调。
关于90年代黄河路是否如剧中一样各色饭店霓虹林立争奇斗艳，上海本地网友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不过这点是否符合时代真实情况并不是决定观感的核心原因，显然，同样的场景完全可以通过剧情设置和影视编织手法设计出截然不同的内核。很多网友在说这部剧拍摄的就是上海90年代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直白的表示自己在这场繁花体验中看到满满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和八九十年代香港既视感。
有人会觉得三十年代上海和八九十年代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上纲上线嫌疑，然而结合背景知识分析剧情就知道，有一些事情可以确定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这种30年代对90年代的投影，甚至是导演多次有意明示过的。
宝总借以撑场立万的老钱风套房在90年代并不存在，沙逊大厦毕竟是20世纪初建立，内部原本的豪华装修在90年代时已经非常破旧，新世纪翻修之后才又有了如今的排场。在剧中，这间英国套房的历史由沙逊时期直接继承而来，爷叔的台词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以前是我的长包房。
爷叔的行事作派，外挂级的投机头脑，长包房加上提篮桥监狱资历，很清楚地告诉观众爷叔在曾经的上海滩是什么角色。创作者甚至也直白告诉了观众这种形象从哪里产生，这点我们下文再说。
还是先说沙逊。为什么和平饭店因《繁花》而爆火后，总是有网友在不断提及这里以前是沙逊大厦？都是百年前的旧事，和平饭店是在新中国后经过改造重新诞生的，还在提沙逊是不是有些观众在煞风景？其实事出有因。其一就是刚才说到，创作者没有掩饰将30年代的沙逊大厦挪移到90年代和平饭店的意图。
其二么，前两个月刚好出了这么一件事。国内一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如“上海是全球化主义的先驱”，“上海的租界是自治的，不是殖民地”之类的高论。在采访中，这位学者提到了维克多沙逊，将他描述成房地产大亨，并认为沙逊是一位“精神上海人”。
然而很多人都应该知道，维克多沙逊以及沙逊家族，并不是靠地产在上海起家，他们是当年上海最大的贩子，在19世纪晚期就靠着向中国倾销获取暴利，当时这样通过起家的犹太财团也不止沙逊一家。即使到维克多沙逊时期，虽然开始大量投资金融，高利贷和房地产，但其仍然在贸易萎缩的大背景下坚持贩卖，是当时在上海坚持贩卖到最后的外商财团。
先有因再有果，正是一些所谓的学者媒体为了吹捧30年代所谓的“国际化”，已经到了连沙逊都能洗白的地步，才不得不让普通人变得敏感警惕。在这方面，普通人多敏感一点警惕一点显然是有必要的，就像这两天网络上又出了一个烂活，搞什么“梦回30年代的上海”，在网友们的抨击下迅速销声匿迹。
当然，对于《繁花》，我们也可以抛开这些， 认为英国套房意象的使用单纯是时空性的投影，这种创造30年代既视感的设置还有不少。
剧情开头，西装油头的宝总在聚光灯包围中走出和平饭店大门，在即将上车的前一刻被撞飞，伴随着新年快乐的钟声，30万钞票漫天飞舞，这一幕让人有强烈的许在百乐门前被刺杀既视感——不只是《上海难》，在香港电影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30年代上海滩场景，大亨们前脚挥金如土，后脚死于非命。
跨年钟声和放飞的气球也在提醒观众们这里并非93年。在加入世贸之前，中国人对1月1日主要是以元旦的名义庆祝而并非跨年，第一台跨年晚会都要等到2005年由湖南台首创。这组镜头的意义仍然可以回溯至30年代，到不是说因为民国时期废除农历春节，实际上在30年代上海真正以狂欢形式庆祝的是圣诞节，这股风潮于30年代兴盛，在日据时期也未曾低迷，时人形容为“通宵达旦，疯狂竟夕”。当然，这并非只出现在上海，圣诞节在当时在中国的兴盛与身为基督徒的常凯申大力推广有直接关系。
大概有人又会觉得，这是不是又过度联想了？在《繁花》大热后，一篇评论文章中是这么说的：
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这样写：“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深深的迷醉。”
对“旧上海”的追忆是文艺界的潮流，也是城市转型期的人心所向。卢汉超在九十年代的上海注意到，很多老上海人倾向于把上海正在进行的狂热经济改革和热火朝天的建设看作是传统的恢复，接受他采访的一个上海人甚至感叹，“忘记过去的60年——九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接轨了。”
我们不难想象，他（爷叔）在解放前属于上海的富裕阶层，后来被划为“买办资本家”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这个角色象征着九十年代上海的传统回归——爷叔在商界的运筹帷幄和对奢侈消费的见多识广，不过是重复了他曾熟悉的一切。
很明显，一些人就是要让大家觉得“旧上海”是人心所向，这让人在面对《繁花》中这些镜头和元素时如何能不联想呢？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并非完全肯定这些论调，作者也指出了《繁花》中一些历史的失真和视角的缺失。但显然从文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调长期盘踞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洗白沙逊的学者，先是这些论调长期存在，并借《繁花》的火爆试图影响大众的认知，才有了网友们被动的警惕和反击。在这里面，《繁花》或许是被当成了枪和靶子，然而这不是凭白无故，毕竟导演已经很明白的告诉观众，他对90年代上海的想象是从哪里来的了。
一位上海网红博主Mary在视频中吐槽王家卫根本不懂90年代上海，说90年代的上海并非精致，而是生猛，所以阿宝这样的人物并不会穿英纺纯羊毛西装，而是应该穿梦特娇。这并非王家不懂，导演就是要让作为爷叔传人的阿宝从造型派头再到生意手法复刻30年代的上海投机者形象。王家卫作为一个五岁就移民香港的上海人，不管是30年代还是90年代，他都不会有切身的时代记忆，那么宝总和爷叔的形象从哪来呢？
《上海赋》是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的一篇文章，爷叔的派头与生意经都是《上海赋》中对三四十年代的原样描绘：
西装店等级森严，先以区域分，再以马路分，然后大牌名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价钱高得你非得到他那里去做不可，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当年是以英国为经典，老中绅士就之；法国式为摩登，公子哥儿趋之；意大利式为别致，玩家骑师悦之。西装第一要讲料作，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稍有混杂，身价大跌。
从1937年到1941年，只要在租界上顶一个店面、一只电话，无不财源滚滚心宽体胖。然而若要成为“真正上海人”，就大有讲究，一“牌头”、二“派头”、三“噱头”（又称“苗头”）
交际手段玲珑阔绰，用对方的钱来阔绰给对方看，“小鱼钓大鱼”，那小鱼很大，大到使人不疑忌是诱饵。于是大鱼上钩，也有大鱼假装上钩，一翻身将渔夫吞进肚里。
爷叔显然就是当年在上海滩靠“牌头”、“派头”、“噱头”，顶一个店面一只电话就财源滚滚的投机者形象。纵观全剧，宝总在各场商战中也复刻了这盘“上海滩生意经”。
那时的宴楼总是两层三层，式样仿照西洋，结果完全是中国自己的格局。招牌上的金字颜体成了谭体，脑满肠肥地高高挂起，当门便是宽敞的楼梯。雕花车木扶栏漆得锃亮，每一级的立面排镶着五色纹样的方块瓷砖，硬塞给你花团锦簇的印象。
所以，根本没必要争辩《繁花》到底是还原90年代上海还是更像30年代上海，导演就没打算遮掩借90年代背景复现30年代“繁花”的创作意图。观众能做的，无非只有被按头在回到30年代好不好这个选项里做出一个选择。借用繁学来说就是，《繁花》越响，30年代越响。
除30年代外，《繁花》里的上海也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城市霓虹本身就是香港的文化名片之一，也是墨镜王在《重庆森林》等作品中屡试不爽的拿手戏。将美拉德风格无节制的滥用到从滤镜打光到妆造所有环节，这也是王家卫作为主导者在时刻提醒观众，他在用创作权力以香港语言重塑上海。
除镜头语言外，情节设置上致敬了香港那个也同样在被当今港人不断怀念的“黄金时代”。在黄河路头牌争夺战的情节中，老影迷很容易发现香港金厨的人设与情节在致敬《金玉满堂》，甚至演员也特意请了钟镇涛。《金玉满堂》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港片，这段致敬情节也是我在观看《繁花》时为数不多觉得对味的场景，因为确实是港片 中香港大厨的味儿，这是曾经无数港片积累出的港风味道。
然而接下来李李和卢美林的对决观感就差到极点。画面构图上，这一段在复刻墨镜王自己的《一代宗师》，从前几集郑总，范老板，李李与宝总的机心博弈，到至真园与黄河路老板娘们的明争暗斗铺垫至此，本应是全剧第一个大爽点，复刻叶问和宫二的对峙也表明王导要给这一场戏很高的逼格。
然而，这段斗法情节实在过于孱弱，李李的角色在各种拿捏腔调姿态逼格后，解决厨师问题还是靠爷叔的摇人外挂这且不说，卢美林最后的手段就是找个混混姘头来砸场子，而李李的底牌是拿出姘头杜红根欠宝总的30万借条。再一想到演宝总的是胡歌，当年《琅琊榜》开挂式智斗带来的心理阴影又浮现在眼前，生怕宝总智珠在握的甩出一句“杜红根是我的人”。
我不知道90年代黄河路的饭店老板们是不是片中卢美林这群市侩的形象，也不清楚上海观众怎么看待卢美林的表演，我看这段情节时，脑子里代入的完全是《九品芝麻官》中烈火奶奶砸场子，最后发现自己老公和手下都跑到对家的场景。想复刻《一代宗师》，结果却因为低能的情节和烂俗的人物表现手法，变成了黄河路版争夺“妓中之霸”，就不知道这种啼笑皆非的反差效果是否也是王导有意为之了。
在繁华与风情上，王导试图让30年代的上海和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重生于黄河路，但商战戏必须得拍90年代的事情。这点上王导继续他在《一代宗师》中将各种野史传闻江湖掌故乱炖于角色背景的手法，以冯仑的《野蛮生长》和应健中的两本股市小说为取材原型编织情节。可惜，这方面确实不是墨镜王的强项。
剧情前期，宝总与范老板，李李和魏总之间的博弈被人吹捧成高端商战局，B站甚至有一些“万字细嗦”视频逐帧复盘这场商战的“精妙”。然而这段剧情从一开始的逻辑就站不住脚。做高仿的麻老板都敢为了厂子饭碗给宝总开瓢，一单就能拿出80万件货的范老板竟然被各方当猴耍，甚至降智到跟魏总谈了一下午都没谈怎么出货的问题。
一次能拿出80万货，这在九十年代是多大的厂子涉及多少工人多少利益？结果范老板全程玩的就是私下勾兑和反复横跳，反而沪联商厦的徐总又成了宝总的人。对比三羊品牌原型恒源祥的发展史，就知道让一单订金可能比宝总整个股票团队流动资金都多的范老板，为了给爽文男主做陪衬，降智得多么离谱。
剧情中后期的商战主要围绕宝总与强总的斗法。在取材应健中小说的同时，也请来应健中当股票顾问。剧中宝瀛大战原型是93年A股发生的“宝延大战”，是所谓“新中国股市第一兼并案”，由于有原型参考，股市斗法情节不算离谱，但设置上仍是为了男主逆袭的爽文套路而铺陈。
比如通过夜东京的门牌号判断强总在哪支股票建仓，比如身负为A先生复仇使命的李李最终还是帮宝总挺到了与强总决战，虽然宝总和李李已经属于内幕交易，但由于宝总一开始没有购买601，反而避过了审查。最终与真实历史中深圳帮胜利的结局不同，靠着上海本地的麒麟会，宝总绝地翻盘，并拿到即将起飞的浦东地产门票，从股市中平安抽身。
《繁花》中的商战涉及不少商业大佬原型，从玲子在日本的经历可以看出宝总有上海曾经的首富的影子，另外一些特征又有点像刘亦谦，A先生的原型是当年中科系操纵股价的“K先生”吕新建，据我们其他作者考证强总从人设和在日本经历看原型大概是阚治东。看似龙争虎斗风云激荡，然而墨镜王端上来的这份商战大餐，比起港剧曾经的经典《大时代》与《创世纪》来实在是乏善可陈。
说到底，《大时代》和《创世纪》这些剧集的成功，除了港片成熟的商战剧情设置，关键是都有贯穿时代的深刻核心主题。同为股票商战剧，《大时代》的主旨是“股市乃永无赢家之战场，取胜唯一之法是及早离去”。《繁花》中虽然也有小江西等让人警醒的角色，但整个剧集本质上仍然是以曾经“上海滩”的内核讲述改开大潮中的发迹爽文，导演并没有真的想借商战去表达什么深刻的现实意义。
墨镜王的一贯风格就是如此，如何用独门镜头语言与叙事迷雾，通过装逼式文艺范掩盖故事本身的乏善可陈是他一直在重复的事情，他可以拍商战版的《东邪西毒》，但没有能力拍出一部《大时代》。只不过当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体量抻长到30集之后，导致主角角色们不得不进行高密度装逼，说个话要突然站到窗边，握个手要先走位转圈，频繁的抽帧特写睨视镜头搭配鸡毛蒜皮的情节，让整部剧时不时就产生滑稽戏的效果。
现实中90年代的中国股市，至今仍然值得世人反思警醒，比如上面提到的原型人物们，这些人物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发迹史都与中国股市的野蛮时代脱不开关系，现实中的与阚治东都曾因此入狱，剧里A先生投海自尽，现实中的K先生不知所踪。中国早期知识证券操盘手们，大都有过入狱经历。《繁花》播出后，似乎被当成了一部时代精神宣传片，但80年代以来上海的腾飞根基显然不会是靠宝总那点投机式外貌和野蛮股市，强大的工业和科技产业，与长江腹地乃至全国的后援支持才是奠定上海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基础。
剧中与主旋律元素最相关的情节，大概是宝总想让服装公司上市解决下岗工业安置问题。现实中从93年开始，上海纺织业就遭遇严重困难，不得不进行“压锭限产”，至1998年，上海纺织工人数量从55万减至28万。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获得了出口配额，在三年后中国的纺织生产能力就超过了全世界的一半，但在此时，纺织已经不是上海的主要产业了。
由此可见，在国家崛起之前，再精明的头脑去做外贸生意，本质上也只能吃点小虾米，最终，整体性的进步根本上并非靠着宝总们的聪明头脑，而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长久集体努力后时代给予的兑现。
虽然王导把黄河路拍成了上海滩，但诞生于香港的那部《上海滩》其实是一部充满国仇家恨的爱国情怀作品。那时的香港文艺界，仍然残存了一些左翼传统。对于《上海赋》，王导大概也只得其表，木心写此文，并不只是出于对30年代的一味怀念。他在文中写到：
上海的畸形繁华巅峰期，工业成型，商业成网，消费娱乐业成景观，文化教育马马虎虎，学校以营利为目的，故称“学店”、“野鸡学堂”，世风日下日下又日下，乱世男女冥冥之中似乎都知道春梦不长，既是糜烂颓唐烟云过眼，又是勾心斗角锱铢必争，形成了“牌头”、“派头”、“噱头”三宝齐放的全盛时代，外省外市的佼佼者一到上海，无不惊叹十里洋场真个地灵人杰道高魔高。那繁华是万花筒里的繁华，由牌头派头噱头三面幻镜折射出来，有限的实质成了无限的势焰，任你巨奸大猾也不免眼花缭乱。
这段总结与魏斐德在《上海三部曲》中对80年代之后上海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呼应——
“……这个曾经是上海人民公社诞生地的上海城，此刻迫不及待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我们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哪怕仅仅是从人们对打麻将、转赌盘、证券交易所的热衷和对酒吧、舞厅靡靡之音的恋旧来看﹔哪怕仅从屡见不鲜的腐败和普遍的信用危机、从孤注一掷和一夜暴富的时代特点来看，都是如此。世事转盘似乎绕了一圈，上海城似呈现出来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魏斐德的思考是他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担忧，这当然不是80年代上海的全部，上海仍是那个具有大量国企和庞大工人阶层的上海，但显然王导证明了有些人就是喜欢那么去描述上海。
按原计划，《上海赋》还有涉及描述上海黑帮和“全盘西化之梦”的部分，后因故搁笔。在港剧《上海滩》历史顾问，传奇人物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等书籍中，我们可以一窥在当时被称为冒险者乐园的上海，那些三教九流风光生活背后的。
这些对于墨镜王来说显然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从媒体的夸赞和豆瓣的评论分中就能知道，我们这种观众的意见是无力的。光看王导上一次挟大半上娱乐圈集体力挺《摆渡人》的声势，就知道香港电影虽然已经衰落，但内娱的各色人等仍然还是要拜墨镜王这些港导的码头。不光内娱，看看视频网站上自发产出各种万字细嗦和深度解析所形成的“繁学”，就知道香港过往的发达神话在很多人脑中并不能轻易散去。
很多人在对《繁花》的批评中，强调由于对原著的魔改，剧中并没有线年代上海的工业基础和工人群体，缺失了人民史观。然而王导五岁就去了香港，他没有这些意识再自然不过。
前段时间缅北军阀乱战，大家才知道很多缅北军阀头目喜欢定居在昆明。无它，昆明相较周边东南亚穷国来说，确实是发达世界。目前，香港青年因为政策限制，还不能大量北上工作，但已经越来越多，台湾据说有几百万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大陆工作或定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选择通过婚姻等方式留在中国。
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祖国统一进程的到来，大陆对港台及周边国家的虹吸效应还会更加强烈。届时，面临这些历史观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群，我们该怎样在各种文化产品中传达和坚守我国独特的人民史观和革命史观，而不是像这样被墨镜王随意书写？
这让我想起《摆渡人》事件，当时面对大半个娱乐圈的拜码头式的“我喜欢”，唯独上海青年演员王传君无视了各种圈子利益与规则，明确表态“我不喜欢”。让笔者欣慰的是，这段时间也看到了很多上海观众在从各种角度表达对《繁花》的意见和批评。
起码，明确的告诉王导不是他拍成什么样大家都要跪舔，明确的说出“我不喜欢”，是为了解决我们所担忧的问题能进行的第一步。
